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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为卡拉斯案件辩护丨暴露旧制刑罚的弊端

TIME:2020-06-08 14:05 | VIEWS:

卡拉斯案件,发生在1761年10月13日的法国菲拉蒂埃街的事件,这条街道上一位颇有声望的商人让·卡拉斯因被诬告杀害自己长子马克·安东尼,法庭的错判让卡拉斯遭受极刑死亡。

这起案件涉及到两个宗教之间的战争,群众声称胡格诺派信仰的卡拉斯因为儿子选择了势不两立的天主教而将其杀害。伏尔泰对案件始终报怀疑的态度进行调查,最终为卡拉斯平反昭雪。

旧制度的法国实行的是纠问式诉讼,诉讼的过程和证据搜集全由法院和法官为核心,一旦成为被告就为处于完全被动的处境。

这种执法方式在卡拉斯案的审判中发挥主导作用,虽然进行了秘密审判,但仍然在市民中引起轩然大波,对卡拉斯是否杀害长子以及动机的臆测成为了社会焦点。

王权司法和宗教狂热情绪充分体现在对卡拉斯案件的初审当中。初审法官使用司法中的绝对权力,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按照宗教谋杀对此案件进行调查审判,宗教情绪支配着初审法官的思想 。

1761年10月13日,卡拉斯邀请客人到家中做客,晚餐结束后,长子马克·安东尼离开坐席,卡拉斯夫妇与客人聊天,直到深夜才将客人送出家门。

这时夫妇发现店门敞开怀疑遭到偷窃,查看时发现马克·安东尼已经吊死在门框上。法医检查申明安东尼死于自杀或被勒死。

法院迅速对卡拉斯夫妇以及当晚所有人进行逮捕,法官并依次讯问了他们卡拉斯与长子的关系,又审问卡拉斯是否因安东尼更变信仰在宗教问题上折磨他。

“他们是否知道或听说卡拉斯因马克转宗天主教三番五次威胁说亲手杀死他,卡拉斯与其他儿子是否仇视马克并虐待他。”

在第二轮审讯中仍然讯问卡拉斯是否对长子转宗并心生厌恶进行谋杀等问题,卡拉斯一一否认,但法官仍然从宗教犯罪的动机认为卡拉斯阻止长子转宗天主教将其谋杀。

最后法官将自己的假设强行变为事实,以宗教动机将他们定罪。1762年3月18日,法院公布判决释放卡拉斯夫人,拉瓦伊斯(受邀客人)和女仆和次子皮埃尔,对让·卡拉斯处以车轮刑。

但判处让人议论纷纷:几人当晚在一起吃饭,释放了其他人同样证明了卡拉斯的清白;法官释放卡拉斯夫人时称帮助丈夫行凶,但缺少证据不进行处罚。

另外法官声称谋杀其子是为防止信仰天主教,但有人证明了安东尼是坚定的胡歌诺教徒,也并未在天主教内找到安东尼的神父。

安东尼死亡现场发现衣物整齐的放在一边,也没有打斗伤痕,而且安东尼生前律师事业十分不顺,在行商方面也受到阻碍,种种因素也可能导致了他自寻短见。

法院的证据搜集通过道听途说,宗教犯罪动机成为了初审法官先入为主的想法,这对胡格诺教徒的恐慌心理有关。

法国被新教的英国打败后让民众对胡格诺教加深了仇恨心理,内忧外患的形式让初审法官对胡格诺教的恐惧加深,在案件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法院以宗教谋杀对卡拉斯进行了死刑判决。

在当时的诉讼制度下,被告人是受惩罚的对象,又是强行获得证据的主体。卡拉斯在遭受审判中受到了严酷的刑罚逼问,公开处刑更是为了展示司法的权威性以及独断性,

1762年3月10日,卡拉斯受最后的讯问,四肢被拉至脱臼,但仍称自己无辜,长子死于自杀。半小时后进行喉咙灌水,仍然坚持自身清白。

最后被带到圣乔治广场公开行刑,卡拉斯被绑在十字架上,刽子手打断了他所有的骨头,绑在车轮上让他慢慢死去。

经过折磨后卡拉斯被吊死,钉在木桩上予以焚烧。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坚称自己的无辜,而法院也始终坚定地认为属于宗教谋杀,刑法的残酷在卡拉斯行刑过程中完全展现。

公开处刑是为了让人们产生对法律的畏惧,但对于受刑人的怜悯超越了对法律的畏惧。甚至有的民众出于某种阴暗兴趣或纯粹看热闹的心态观看这种场面。

随着卡拉斯的死亡,在图卢兹市产生的余波也慢慢消失。但伏尔泰为其进行辩护在整个欧洲再次产生影响,伏尔泰通过书信、手册以及书籍等方式为他进行辩护传播启蒙理性思想。

1760年后看,伏尔泰在反对宗教迫害的案件中 ,对卡拉斯案件进行了辩护,他认识到公众舆论十分重要。

经过多方求证他确信卡拉斯是无辜被处以死刑,而安东尼性格抑郁脾气暴躁,种种不顺让他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认为安东尼改宗天主教纯粹是天主教分子杜撰的罪名,而且年老的卡拉斯也无法制服强壮的儿子。弄清真相后伏尔泰开始为卡拉斯平反作出行动。

伏尔泰通过书信向有声望的黎塞留公爵传达如果告知真相将追随于他,并请求法官下令重新调查此案。通过书信伏尔泰调动了文人政客对这一案件的兴趣。

他还通过印刷手册向人们传播这一话题,文字作品对人们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突破了空间限制,唤起了公众舆论。伏尔泰通过书信和手册向巴黎的公众介绍卡拉斯案件,成为了政治事件。

这一时期法国沙龙文化也十分盛行,在此出入的学者以及哲学家讨论这一事件为卡拉斯案件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舆论。

伏尔泰憎恶宗教狂热,但同时认为宗教不可缺少,他认为宗教应该实行普遍宽容,不同的民族和不同信仰的人应该情同手足。

在宽容的原则中,伏尔泰提出任何人都有权发表正当言论,政府没有权利指责他们,只要他们没有犯罪。

作为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伏尔泰谴责罪恶,憎恶狂热,提倡理性与宽容,卡拉斯案件为伏尔泰思索启蒙意义提供动力。

公众舆论不是伏尔泰为卡拉斯翻案的唯一因素,但仍然起到了重要作用。公众舆论是教会和王权后新的权威,对社会政治进行评判,影响社会政治的发展进程。

1763年3月7日,国会对图卢兹市法院责令提交本案的所有审判记录,得到了上层人士的支持。伏尔泰在给埃利·鲍孟的书信中写到,

蓬巴度王后接见了卡拉斯夫人表达了对她的关切与同情,认为卡拉斯一家名誉扫地,法官却没有一丝悔改之意,国王对卡拉斯一家深感同情。

巴黎群众普遍支持卡拉斯一家并谴责图卢兹法院的宗教狂热,1764年6月4日撤消了法院判决,1765年3月9日国会宣布卡拉斯一家恢复名誉,国王赐予卡拉斯夫人4万金币的抚恤金。

三、司法改革者们抨击严厉残酷的旧制刑罚,启蒙思想家的理性主义思想推翻旧法建立了新的刑法体系

纠问式诉讼在卡拉斯案件中的弊端完全暴露,卡拉斯的处刑与惩罚体制相关。在君主专制中犯罪被看做反抗君主统治地位的行为,处罚非常残酷。

1750至1778年间因偷盗被判处死刑的就有90起,法院对卡拉斯的严酷处罚并非特例,而是司法程序对法院判决发挥作用。

卡拉斯案件发生主张司法改革的年代,启蒙思想影响司法理念,他们用理性批判刑法的残酷与专断,宣扬自然法与理性。

改革者主张刑罚必须以人道为尺度,在刑罚中给民众造成威慑又能对罪犯进行最不残酷的惩罚。抨击秘密审判,认为被告被定罪或无罪的理由应当公之于众。

卡拉斯案件后,伏尔泰等思想家对司法制度进行抨击,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传入发过后,刑法改革的思想越来越高涨。

伏尔泰强调反对残酷刑罚,应当更加人道与宽大,认为刑罚在于预防犯罪而不是对已经产生的罪行进行制裁。

伏尔泰在为卡拉斯案件辩护不仅是司法领域,还有宗教和政治方面。借助卡拉斯案件发起司法改革,建立新的刑法。

卡拉斯案件引发司法改革者对刑讯与酷刑的抨击,但他们仅满足于用和平方式修正刑罚以及教化社会避免犯罪。

但改革思想在反对封建斗争中发挥不可磨灭的作用,他们主张解放宗教束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791年新的刑法体系在法国正式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