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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评论|错换人生28年,谁来负责

TIME:2020-05-03 10:56 | VIEWS:

据媒体报道,2020年2月17日,许女士的儿子姚某被确诊肝癌晚期。为救子,许女士决定把自己的肝给他。但在后期做检测时,医院却发现姚某是AB型血,许女士和爱人都是A型血,同是A型血的父母不会生出AB型血的孩子。带着疑惑,回到九江后,许女士又做了一次检测,结论依然如此。为了打消疑虑,许女士瞒着儿子去专业的鉴定中心做了亲子鉴定。亲子鉴定显示,姚某并非许女士的亲生儿子。

带着种种疑惑,许女士的爱人从江西九江赶往28年前许女士生子所在地,并在当地派出所的帮助下,通过血液比对找到了自己的亲生儿子郭某。种种嫌疑指向1992年6月两个孩子的出生地——某医院(现为某大学某河医院)。因不满医院态度,现准备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自然人因婚姻、家庭关系等产生的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若经查证是医院“抱错”的孩子,则医院存在侵权行为,该行为不仅侵害了两孩子亲生父母抚养、教育自己子女的权利,同时亦侵害了两孩子接受亲生父母的抚养、教育以及赡养亲生父母的权利。因此,在本事件中权利受到侵害的人包括,许女士及其丈夫、姚某(许女士抚养的儿子)、郭某以及抚养郭某的父母。上述被侵权人均可向医院主张权利,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可以分别起诉,当然也可以以家庭为单位提起诉讼。

《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根据上述规定,结合本事件,权利人直至今年(2020年)通过DNA鉴定结果,才得以知晓权利受到侵害,在此之前,不知其权利受到侵害和不能主张权利的情形属于特殊情况,适用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权利人需要向人民法院提出延长诉讼时效的申请。

因距今长达28年之久,可能对抱错婴儿的原因无法查清,但是在诉讼中对“抱错”行为的举证责任由谁承担呢?如由被侵权人承担对此的举证责任,其可能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抱错”行为发生在医院方,如此要求明显有失公平。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类案件,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即由医院举证证明其在医疗服务过程中不存在过错。

《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六)赔偿损失;(七)赔礼道歉;(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在本事件中,被侵权人可以要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是赔礼道歉(如登报道歉等)以及赔偿损失。

在该事件中,被侵权人所遭受最严重的损害就是精神损害,因此精神损害赔偿是被侵权人主张的主要赔偿项目之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导致亲子关系或者近亲属间的亲属关系遭受严重损害,监护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因此,对于两孩子的亲生父母的精神损害赔偿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争议不大。

但是对于两孩子而言能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尚有争议。例如在黄甲、陈某、黄乙与温州××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中,此案中孩子未成年,两审法院均认为,作为监护人的父母提起侵权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充分,而作为被监护人的黄乙因监护关系受损而起诉赔偿的依据不足。

与此案相反,在洪某与中国某大学附属第×医院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中,此案中洪某已成年,法院认为,医院的过错行为不仅侵害了孩子亲生父母抚养、教育自己子女的权利,同时亦侵害了孩子接受亲生父母的抚养、教育以及赡养亲生父母的权利。因医院的行为导致“被抱错”的孩子精神遭受了严重损害,医院应当为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综上可知,“被抱错”的孩子能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尚有争议,但也从可以看出,“被抱错”的孩子基于何种法律关系和依据主张权利至关重要。除了精神损害赔偿之外,被侵权人还可以主张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鉴定费等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