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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科举不仅有延期,还有停科和补科

TIME:2020-04-06 10:41 | VIEWS: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公告,202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简称高考)将延期至7月7日至8日举行。湖北省、北京市可根据疫情防控情况,研究提出本地区高考时间安排的意见。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考试时期虽然进行过几次时间调整,但是“延期”似乎还是头一遭遇见。

在古代的中国,肩负着为国家选拔人才任务的科举制度是否也有过推迟、延期的先例呢?实际上,科举考试也曾面临过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使得考试时间不得不推迟延期,甚至取消。撰文/本报记者储文静

“既然提到延期、改期,说明它本身是有固定时间的。在我国古代,科举不但有固定的时间,还有一整套完善的流程和体制。”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李兵教授表示。

李兵教授一直致力于中国科举史研究,出版过《中国科举史》、《学优则仕:教育与科举》、《千年科举》、《血榜——中国科举舞弊案》、《科举,不只是考试》等多部与科举考试有关的著作。他还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CCTV-12)《法律讲堂》主讲“科场大案”,很受欢迎。

李兵介绍,科举创立于隋代大业元年(605),历经唐、五代、宋、元、明、清,至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1905年9月2日)停废,在中国历史上延续达1300年之久。作为考试制度的科举能延续一千余年,这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自古以来,科举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个台阶。在这之前还有童生资格认定考试,要获得乡试的考试资格,不过进入乡试(省级考试)才算是真正的入门,通过乡试之后就有资格参加会试,会试成功则可以进入殿试,也就是最后一关,殿试则是决定三甲进士的最后一战。如果你顺利地过了三关,那么就将完成人生的蜕变,成功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从明朝的1384年开始,科举的时间就固定了。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即在子、卯、午、酉这四个年中的八月举行乡试。三年一次的农历八月,成了当时读书人最关注的日子。

科举制度的时间虽然名义上是三年一次,实际上也会有一些变化,增加、推迟、取消都曾有过。

先说增加,就是著名的“恩科”制度。所谓恩科就是皇帝在某些特殊时刻进行的额外考试。比如说有新帝登基或者节日庆典之类,都是可以额外进行考试的。科举不像高考,每年都有一次,这次失败,就只能三年以后继续了。三年又三年,人生转瞬即逝,趁年轻时考取功名的机会非常难得,如果遇上恩科加试,不能不说是读书人的意外之喜。

再说改期的情况。“古代科举改期的情况很多,战争,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都可能导致科举的改期。”李兵说,与现在高考延期一个月不一样的是,古代科举比较复杂,可能有“延期”,也可能今年完全搞不了,就直接停了,叫“停科”,今年搞不了,以后又补上,就叫“补科”。

新帝登基可以有“恩科”加试,皇帝发生变故时,便有可能使科举也停掉。比如,明朝正德十五年(1520)科举就曾被取消过,因为正德皇帝当时根本不在京城,无法举办殿试,所以殿试只得推迟。后来正德皇帝回来了,却突然驾崩了,科举一事更被耽搁下来,结果这一届的考生直到嘉靖时期才成功地完成殿试。

历史上的停科并不鲜见,如雍正时,以浙江士子“文风”不正,下令停浙江乡试;咸丰、同治年间,因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广西、云南、贵州、湖南等省乡试被迫暂停。前者停而不补,后者则可补行考试,然补行不得超过两科。

“对于湖南来说,影响乡试的主要原因是太平天国运动。因为当时湖南就是战场。”李兵说。

咸同年间烽烟四起,太平军、捻军席卷大半个中国,西南、西北各民族相继开展反清斗争,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疲于应付。科举考试也在这一形势下处于部分瘫痪状态。被视为“抡才大典”的文闱乡试,多次被迫停科。据统计,“自咸丰元年(1851)至同治六年(1867),17年间停科者共14个省,除顺天、山西外,盖无有不停试之省”。

相关资料统计,咸丰元年(1851)至同治六年(1867),一共举行9科乡试(其中正科6科、恩科3科),全国16省乡试(18行省中,江南乡试系江苏、安徽合闱,陕西乡试系陕西、甘肃合闱),共应举办144场。然而在战乱的冲击下,在此期间共停科49场,停科率约为34%。

就停科次数而言,广西、贵州、云南3省最多,各停6科;湖南、江南2省各停4科;广东、江西、福建、浙江、陕西5省各停3科;湖北、河南、四川、山东4省各停2科。只有顺天、山西未曾停科。就停科范围而言,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正科停科省份最多,竟达12个,如期举行的省份只有4个(顺天、山西、陕西、广东)。

在科举制时代,无论是朝廷还是地方,都对乡试颇为重视。在战争结束后不久,这14个省不仅立即恢复了科举考试,而且将过去耽误的考试也迅速地补回了。例如,广东在咸丰五年(1855)的停考,于次年便立即补行。湖南在咸丰二年(1852)的停考,在咸丰七年(1857)补行。江南自咸丰五年(1855)至同治元年(1862)停考,但在咸丰九年(1859)借浙江考场补行1次。广西自咸丰元年(1851)至咸丰九年(1859)停考5次,分别在咸丰六年(1856)、咸丰十一年(1861)和同治元年(1862)补回。贵州则在同治六年(1867)和同治八年(1869)分两次补齐了过去10年所耽误的6次乡试,云南也在同治九年(1870)、光绪元年(1875)、光绪二年(1876)分三次补齐了过去。

“科举也好,高考也好,因一些特殊原因对其进行延期,恰恰说明了它的地位重要。如果是不那么重要的考试直接就取消好了,用不着延期。”李兵评价说。

李兵说,科举被视为古代的高考,高考被视为现代的科举。科举是一文官选拔考试制度,而高考是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两者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科举对于高考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科举制度虽然有弊端,但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科举制度允许读书人自由报考,通过不断的制度建设,建立了一个相对公正的考试制度,为考生的竞争提供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考生能否录取几乎完全取决于考场作文的优劣。这实际上改变了隋代以前中国传统社会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权,即“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科举制度创立之后,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有资格报考,将政权向中下层知识分子开放,让读书人获得了上升的渠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通过科举选拔文官的机制改变了官员的社会地位来源,有利于澄清吏治,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官场请托、结党营私的机会,起码在政府机构的入口处限制了任人唯亲的腐败现象发生。而且唯才是取的原则,保证了官员队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唐宋以后,中国帝制政权的稳固也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

其次,由于科举是一种文化考试,知识分子只有按照科举的要求长期学习,获得足够的知识积累才有能力参与激烈的科场竞争。要获得知识,知识分子在长期的潜心苦读的同时,还需要前往各级官学、书院、私学等教育机构学习,这些机构也是“储材以应科目”。“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诱导读书人埋头苦读,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一种读书向学的风尚,这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教育水平。

再次,科举虽然因清末的废止而成为历史名词,但是其公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合理内核,已经超越了帝制时代的显著特征,具有了现代性。时至今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对公平、公正精神的无限渴望,对于通过公平竞争实现精英治理模式的不懈追求,以及在以考试作为选拔、测评人才的最重要手段的充分运用的大背景下,科举的合理价值仍然适应于现代社会。

“眼下,高考的延期,跟曾经的延科一样,也正是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和维护公平公正。如果今年的高考取消,明年再增加人数招生,显然对于一部分考生来说是不公平的。如果不推迟,依旧按照原来的时间举行,现在城市和农村网课的质量可能确实会有高低之分,农村孩子上的网课可能没有城市考生上的网课好,同样也会出现不公平。”李兵说。

值得一提的是,在太平天国,有一项清朝廷实行的制度不但被保留下来,而且更受重视,那就是科举制度。洪秀全是因为没有考取功名才走上了造反的道路,他有着很深的“科举情结”。当初,他名落孙山走出考场的时候,曾经愤愤地发誓说:“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吧。”这些年他一直念念不忘这句话。太平军打下第一座城市永安后,即宣布开科取士,那一次科举的首名是南王冯云山。太平军第一次攻取武昌后,再次进行开科考试。

进入南京城以后,太平天国马上制定了自己的科举考试办法,并于当年开科。太平天国大体沿用了清朝的科举制度,考试分为乡试、县试、郡试、省试和京试,只是清朝三年一考,太平天国一年一考,且京试设天试、东试、北试、翼试,共有四次,试期分别以天王、东王、北王和翼王四人的生日为期。四次京试各自开科取士,各自出金榜,都产生状元、榜眼、探花。当时有人写了一首《金陵癸甲新乐府·点状元》:“八月号东试,十月号天试,正月及二月,北试翼试又相继。六月阅耳四状元,唾手功名太容易。”

太平军所到之处,吓走了大批书生,所以太平天国开科的时候,具备考试能力的读书人稀少了,太平天国放宽考生资格,“无虑布衣、绅士、倡优、隶卒”均可参加考试。后来,一个卖鸟的人参加考试,得中举人,引起轰动。

太平天国的科举不考“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只考与“拜上帝”有关的“太平天国旨准颁行蝌书”,那些饱读诗书的人不屑参加考试,更让考场内冷冷清清,有时不得不延期考试。考试结果,凡参加科举考试者,几乎都能被录取。1854年,太平天国在湖北开科,考试者不到1000人,竟出了800多个举人;安徽的一个县出了30多个举人,这与洪秀全当年参加考试之难形成鲜明对比,

科举考试,本是为了从读书人中选拔人才的,可是太平天国的科举,过繁过滥,如同儿戏。加上太平天国总体上对孔孟之学是排斥的,各阶层的权力基本由最早参加起义的广西人来把持,读书人对太平天国多是拒而远之。后来,孙中山在总结太平天国成败经验时说:“历朝成功,谋士功业在战士之上,读书人不赞成,虽太平天国奄有中国大半,终亡于曾国藩与儒生之领兵。”

湖南的科举史算不上灿烂,据萧源锦先生《中国历科状进士人数统计表》所统计出的中国历代进士,共745榜106855人,而湖南只有2367名(数据来源:湖南教育简史)。相传,唐朝时期,参加科举的学子由地方解送进赴京考试。荆南(包括今湖南部分地区)地区,曾出现过五十年间无一人考中进士的情况,人们称这种现象为“天荒解”。直到第一位考中进士的学子打破这一“天荒”之举,故被称为“破天荒”。至于是谁破的“天荒”呢?坊间流传不一,流传最广的传说是公元850年考中进士的刘蜕,也有人考证,真正“破天荒”的是公元730年考中进士的长沙人欧阳稚。暂且不论究竟是谁破的“天荒”,湖南历史上的科举人才寥落却是不争的事实。

湖南人科举之路的艰难,与湖南的地理和政治环境有关。古代湖南各方面发展相对落后,远离北方政治中心,长期以来都未能独立建省,与湖北一起混为“湖广”,所以区域内没有科考场所。清中期以前,湖南学子参考需要跋山涉水到位于湖北武昌的湖广贡院,这就意味着,湖南离考场有一两千里,参加乡试,要提前出发,做好风餐露宿,甚至是葬身洞庭的准备。这些外部因素阻碍了湖南人应试的热情,而且遇上风雨天气,就有可能耽误了考试时间。

直到清朝康雍年间,康熙时期,设置湖广右布政使、偏沅巡抚,驻长沙,湖广行省南北分治,湖南开始独立建省。有了这一行政独立的基础,到了雍正元年(1723),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吁下,湖南顺理成章地有了自己的科考场所——湖南贡院,从此湖南学子参加“高考”——科举考试的乡试,就都到长沙即可。第二年,湖南就举行了乡试。

清朝后期,长沙开埠,成为湖南对外贸易中心,南北分闱,岳麓书院湖湘文化的兴起,让长沙成为科举重镇。据光绪《湖南通志》统计,从顺治到康熙南北合闱的78年里,湖南录取的举人人数只有326名,平均每年4名;而从雍正二年(1723)南北分闱到乾隆六十年(1795)的72年里,湖南所取中的举人人数为1610名,增长到每年22名。